记得在上中学时候，就读过培根的这段话：“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 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不仅如此，精神上的各种缺陷，都可以通过求知来改善——正如身体上的缺陷，可以通过运动为改善一样。例如打球有利于腰肾，射箭可扩胸利肺，散步则有助于消化，骑术使人反应敏捷，等等。”那个时候，对于历史，也只是考试的一门科目而已，至于大量的阅读，就让给了查大虾了。

 　为什么学习历史？这是个极为浅显的问题，看到俺提出这个问题，很多读者要笑掉大牙的了。可是，俺仍然要问，为什么学习历史？

　　以铜为鉴，可知衣着端正；以人为鉴，可知个人过失；以史为鉴，可知国家兴衰。唐太宗的这句话，就是学校设置历史学科的目的之所在了。前车之鉴，后世之师。从史书中，不仅能够让学生们学到了知识，还从中悟出许多人生哲理，这正是很多后来人越来越成功的奠基，就像亚历山大曾经说过一句话：人，是有着利用别人经验的特殊能力的动物。读史可以明智,读史可以明兴亡、知更替,可以医愚,可以清心。在古代也有"见贤而思齐,见不肖而内省"之说，那是当时人们认为，历史的功能,首先在于它对道德教育的作用.认为读史可以达到劝善惩恶的作用。

　　道德教化，那是历史学科存在的第一目的。

　　由学生对历史学科的学习，从而提升学生的爱国情操，增加学生的爱国情感，由此，俺想到“学统”，“道统”与“政统（治统）”。由学习历史知识，了解物转星移，掌握兴替因缘的“学统”，到对学生的道德修养提升，形成自我成长的的“道统”，从而强化对国家爱护与保卫，那是“政统（治统）”所期望的目的了。

　　这是历史学科的终极追求。

　　1925年，梁启超就强调他希望清华大学，最少三种学问之独立自任，其一即为史学与考古学。同任清华国学院导师的王国维，则有“考释殷书开盛业，钩探商史发幽光”句，也以历史研究见长。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他一生的研究的重点是历史，算是研究历史的一个代表吧，他的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他常说：“在史中求史识。”因是中国历代兴亡的原因，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与一般经济变动的互为因果，及中国的文化能存在这么久远，原因何在?这些都是他研究的题目。

　　中国传统关注于做人的要义，首先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宏阔胸襟；其次是“忧道不忧贫”的终极关怀意识和现实取舍态度。为此历史学科教师，必须更加用力探讨儒家文化及其做人的风韵气质是否可以与现代人文精神接轨。面对人文传统的积贫积弱以及社会文化的无序性和随意性，教师，尤其是历史教师们，更应该义无反顾地为自己的学术和知识价值做点原始积累工作，即提倡建构“学统”。应该回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中去，“学统”不存，遑论“道统”。让学生由学好历史知识，了解祖国国情，培养爱国情感到关注国家的一切。

　　翻开历史书，自古以来，政治哲学、儒士共同体、政府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原则性的东西已经都有了。它们就在古人的智慧里。道统、学统和政统的‘三位一体’是中国古代政治的轴心，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精华。儒家建立道统，儒家的学统培养儒士，儒士入朝做官掌握政统，就这样道统、学统、政统实现了统一。康晓光先生如是说

　　从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到韩愈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传道系统，再到朱子《中庸章句序》明确提出“道统”一词，传统儒家的道统观确是与具体的传道谱系关联在一起。道统是属于“教”的层面，因而在“教”与“政”的关系之外还有一个“教”与“学”的关系问题，或称之为“道统”与“学统”的关系问题。学统即儒家思想作为某种知识系统的传衍、发展和演变问题。单纯的的学统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道统与学统本属于一体的两个不同的角度而已。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个人的道德学问和社会的理想、政治的事务混合在一起了。格物致知，是为求学之途，可谓学统，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是为个人的道德修养，是为道统，这是古代读书人一生的追求吧。而治国平天下，则是治统，是用道德并不能达成的。要求用道德解决一切问题，包揽一切，那么不仅仅经济、政治等社会功能要受到破坏，而且道德自身也将不能起它应起的作用。

　　“道统”的核心是道德标准与精神价值，由伏羲尧舜孔子等古圣人创立，由民间历代圣贤大儒代表并传承，是衡量社会政治的最高价值标准，是评判国家政府的独立精神力量，而“政统”则由皇帝或政府承担与代表，只表明皇帝或政府具有世俗权力的合法性，而不具有精神权力的合法性，即不具有“道统”上的合法性。在“道统”与“政统”分离的中国传统社会，没有一个皇帝敢说自己代表“道统”（社会道德精神上的合法性），因为皇帝知道，“道统”自古以来都由尧舜孔孟及民间大儒代表，自己在社会中的定位只代表“政统”（政治权力承接与使用上的合法性）。因此，他们不但不敢与圣贤争“道统”，反而降尊卑怀诚心尊重“道统”，敬畏“道统”，愿意接受“道统”的评判监督。在中国政治传统中，“道统”高于“政统”，“道统”不仅是“政统”的评价标准与道德合法性的来源，也是社会普遍道德与精神价值的基础与来源。也就是说，“道统”不仅承担着批评监督“政统”的功能，还承担着建设与维系社会普遍道德与精神价值的功能。

　　我们得明白，历史与国家，与学校，与学生，与教师的关系。这是教好学生历史的关键之所在。由上述可知，历史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性的教导，而是承担一种责任与担当，明了学科设置的根本因由后的恍然。

　　你不能把它仅仅当成一门课！

　　早些年，在《读书》等刊物上，许纪霖先生曾经说，知识分子赖以自我确认的东西有“神圣使命、悲壮意识、终极理想”等内容，先生口中的知识，保尚不是今天教师的责任呢？他强调知识分子工作的“超越性价值”，借以与“政治激情”或“商业激情（名利欲望）”相对，他认为可以将人文精神理解为一种新的“道”，“这种‘道’不再期望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将学术和政治‘统’起来，它只是在形而上的层次上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整合提供意义系统和沟通规则”。这种新“道统”与学统和政统的关系是平等的，积极的，生动的。他把人文价值视为“不亚于钱、权的第三种尊严”，强调要有信仰，有所追求，有所敬畏。

　　有几个历史教师，有这种认识？在历史教师的教学中，又有几个能够实践这种精神？

　　历史是研究过去，不是未来，但一些关於所研究的，那个过去的知识，可让我们掌握未来（不管掌握的程度是如何些微）。我们也不要以为，把历史变成一些类似科学的预言，便能加强对未来的掌握，只有让它保持真貌才可以发挥优秀的贡献。这也不是坚称史学家和读历史的人，较之其他不读史学者更能面对未来，因为决定未来，除历史知识外，还有许多其他东西。这强调的是一个人有历史知识，比没有历史知识要处於较好的位置，这不是与其他人比较，而是与他自己来比较。